把过劳死也纳入“制度笼子”

　　3月24日一早，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马桶上，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。据其妻子闫女士讲，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，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，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。(4月7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　　事件回顾：深圳36岁IT男猝死酒店马桶上

　　据了解，张斌生前负责公司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，死前一天还跟母亲说“我太累了”。“11点钟下班都算是早的了，很多时候会工作到凌晨甚至更晚”。从这样的证人证言中不难得出结论，张斌是又一个“过劳死”的悲剧。

　　“过劳死”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，一项涵盖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长沙和沈阳等7个城市的调查表明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。这绝不是“矫情”，现实中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倒下甚至离去的，并不在少数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仅靠几声道德谴责和呼吁，很难改变“过劳死”现象。当下有必要把“过劳死”纳入制度的笼子。一方面，围绕劳动者权益，构建更明确的保护机制。对于加班来说，或许出于工作需要，无法完全避免，但应该明确底线、控制总量，引入风险机制，保证劳动者的基本休息权。即便说有些人工作责任心特别强，也应该设定加班上限。最怕有些单位故意制造加班文化，以工作需要和加班补贴为由逃避自身责任，甚至责令员工不加班不行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如果发生“过劳死”，必须明确人文救济。虽然“过劳死”社会关注度很高，但“过劳死”并非法律术语，也非临床医学病名，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医学范畴。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关于“过劳死”的规定，工伤认定也没有“过劳死”的一席之地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，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“过劳死”大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迫切需要在法律上给“过劳死”定性，给其补偿式关怀，保护劳动者权益。

　　前一天还在身边活蹦乱跳的亲友同事，第二天就突然倒下了，甚至永远睡着了，想想就让人害怕。把过劳死纳入“制度笼子”，这不仅是对劳动者应有的人文关怀，而且也会倒逼用人单位更加重视劳动者权益，避免过多“过劳死”悲剧的发生。乔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