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降费举措破解社保费用收缴困局
摘要：上海、甘肃、山东、湖北等地近日陆续出台政策，通过五险一金的缓缴、降低费率来缓解企业压力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影响社保缴费数额的另一个因素缴费基数，…
上海、甘肃、山东、湖北等地近日陆续出台政策，通过“五险一金”的缓缴、降低费率来缓解企业压力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影响社保缴费数额的另一个因素——缴费基数，已经多年低于实际工资水平，并造成了社保名义费率的“虚高”。（3月28日《经济参考报》）
此前有媒体做过计算，税前工资一万，企业需要支出14410元，而个人拿到手的只有7454元，企业与个人上缴的税费合计6633元，占税后工资的89%，税费之高，着实令人震惊。
针对社保费率过高的情况，李克强总理3月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“五险一金”相关问题时公开表态，“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，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”。总理之表态言犹在耳，一些地方下调社保费率的措施既已跟进，反应不可谓不快。对此，我们首先要点个赞。
但是，分析各地下调社保费率的具体措施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地方政府调费的诚意还不够，让利的幅度太小，尤其是费率较高的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两部分，各地均没有涉及，不能令民众及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“获得感”。
当然，地方政府有其苦衷，一些地方社保金存量连年亏空，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采行实实在在的让利举措。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正如有媒体分析指出的，乃是我们的社保费率实际上处于名义上的“虚高”，许多企业违规不缴纳、少缴纳社保费用的现象相当普遍。
但问题在于，企业之所以挖空心思在社保费用缴纳上避税避费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法定的社保费率太高，企业支出太大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良性发展，避税避费亦是无奈之举。
一个死循环由此形成，一方面，由于社保费率太高，企业无法承受，不得已而采行避费手段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企业广泛的避费，政府实际收缴的社保费无法维系其正常的支出，无法达到其预期的要求，也就很难大幅度降低费率，某些地方近年来甚至多次提高社保费率，以弥补社保亏空，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企业避费的冲动。
这种局面导致了恶劣的后果。其一，它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效应。显而易见，在这种局面下，合法经营、老老实实缴费的企业在畸高的社保费率重压下，很难维系正常的经营与良性的发展，而一些通过不法手段规避社保费用的企业反而因此而得益。久而久之，前者逐渐萎缩而后者愈发得势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合法经营的明规则被潜规则取代，良性、法治的经营环境被破坏。其二，政府制定了高昂的社保费率，但实际上进入公共福利的资金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数额。这必然导致公共福利支出难以匹配以高福利为预期的税费收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公权力势必要承受横征暴敛的指责，公信力将因此受损。
对此如何破局，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在笔者看来，破解这一难题，关键还在实实在在地降低税费，并在此基础之上，做实税费收缴。其中，降低税费乃是关键与基础。
在税费畸高之时，若政府的收缴措施宽松，固然可使企业有空子可钻，在事实上少缴纳，但这不免导致上文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；若政府的收缴措施严格，又不免遏制企业经营的积极性，戕害经济的活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宽严皆不合适，地方政府也不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但若能真正降低税费，使企业可以坦然承受，那么就企业而言，以非法手段避税避费的冲动与意愿可以降低；而就政府而言，也不必担心做实收缴措施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。
文/岳乾
编辑：吴旻
